“二月里来到扎西，部队改编好整齐，发展川南游击队，扩大红军三千几……”在威信一直流传着当年的红军歌谣，这首歌谣唱出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。老百姓主动为红军带路，舂米，打草鞋，送木柴，报告敌情，帮助红军治疗、掩护和转移伤病员。

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休整期间，中央政治局在威信水田寨、大河滩、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，统称为扎西会议。

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“常委分工”，即博古交出中央大权，包括当时中央“几担装有文件和印章的挑子”，由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。同时，鉴于国民党在川西南重兵防守围堵的恶劣态势，改变了遵义会议上决定的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，作出回师黔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决策，真正摆脱了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。会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。遵义会议后，由张闻天负责根据与会各方讨论情况起草《遵义会议决议》，该决议在扎西会议上得以通过。

为提高部队战斗力、便于调动队伍，会议决定对军队实行精简缩编，将原有建制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。遵义会议前，由于博古、李德的错误领导，加之国内形势紧迫，导致在长征后的4个月时间里，中央失去了对一些革命区与红军部队的领导。扎西会议改变了对中央苏区“无指示、无回电”的状况，针对项英连续发电报询问行动部署，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并转各中央分局，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地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等策略，重新恢复对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领导指挥。

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。它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，它也是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。